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成功突破德胜门，顺利进入了北京内城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崇祯皇帝朱由检选择了在煤山自缢，这一举动宣告了大明王朝的覆灭。这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不仅标志着一个政权的崩溃，也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大顺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大顺军迅速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广阔领土，尤其是战略重地山海关。眼看着全国统一的机会即将来临，李自成却未能及时抓住这一宝贵时机，使得本应赢得的胜利，最终转变为失败。

那么，李自成进京后究竟犯了哪些致命失误呢？从整体来看，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决策和军事战略两个方面。

首先，李自成进京后，大顺政权的高层制定了一项名为“追赃助饷”的政策。该政策本意是针对明朝官员的腐败问题，要求官员交出赃款以筹集军饷。然而，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，两个核心概念——“助饷”和“追赃”产生了严重的混淆，最终走向了极端。最初，“助饷”旨在为了筹集军饷而要求官员按照职务缴纳一定金额的款项，从内阁大学士的十万两到翰林院官员的三万两不等。然而，由于许多官员无法支付如此庞大的数额，李自成的军队将“助饷”变成了“追赃”，大肆搜刮官员的资产。例如，周奎交出了50万两的赃款，太监王之心也交出了15万两。

虽然最初的“追赃助饷”政策或许并不至于引发如此大的反感，尤其是在李自成提出“迎闯王、不纳粮”以及“三年免赋”的政策背景下，然而，大顺政权高层的做法，尤其是刘宗敏等人，将所有明朝官员视为“赃官”，这一做法让他们与官僚群体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若是仅仅针对明朝朝廷中的宗室、勋贵、太监等与政权紧密相关的人物展开打击，再加上一些合理的赋役征收，或许大顺政权能够获得更多汉族官僚的支持，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政权。然而，大顺的过度打压和粗暴做法却导致了社会精英的普遍排斥，错失了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机会。

李自成未能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的深层原因，其实在于大顺政权对阶级身份的过度依赖。在推翻了明朝政权后，大顺政权没有进行必要的封建化改造，始终未能摆脱农民起义军的身份，未能与汉族官僚建立有效合作，最终导致政权的脆弱。与朱元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，后者通过妥善安置前元官僚，成功实现了从农民到封建统治者的转型。而李自成未能完成这种转变，最终造成了历史的失败。

从军事角度来看，李自成的战略部署显得过于保守。尽管他在占领北京后，依旧将主力军队分布在西北、湖广、河南等地，但他并未在北京周边进行足够的兵力集结来应对清朝的八旗军威胁。事实上，李自成当时的兵力足以抵挡满洲的入侵，但他过于专注于内部政权的稳定，忽视了外部的重大威胁。

举例来说，李自成进京期间，明朝的左良玉部趁机进攻湖广地区，试图推翻大顺政权在当地的控制。尽管湖广本有白旺的七万精锐驻守，原本问题并不大，但李自成过于重视湖广局势，立即派遣袁宗第带领十万大军增援。这一决策本应以驻防北京为主，防止满洲入侵，而非分兵去支援湖广。如此一来，不仅大顺的军力被分散，而且北方防线也因此出现了空档。

此外，李自成也轻敌地忽视了山海关的防守。由于吴三桂曾投降大顺并接管山海关，李自成错误估计了吴三桂的军事能力，认为他能妥善防守这一要地，未加防范。实际上，吴三桂虽然曾是明朝总兵，但其兵力与地位早已不及大顺所需。李自成应当继续与吴三桂保持良好关系，并派遣主力协同防守，而不是将其召回北京，甚至留下了不合适的兵力驻守山海关。

若李自成能更加专注于防守满洲的威胁，并稳固内部政权，他或许能够逐步巩固力量，最终攻占南京。遗憾的是，大顺政权未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处境，错失了改变历史的最后机会。

综上所述，李自成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大顺政权军心涣散或过度贪婪奢侈，更在于战略失误、阶级偏见以及对军事形势的误判。历史给予了李自成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而他未能把握住这一关键时刻。